唐时还有,客栈的发展是因为商人贸易往来

出门在外,不论是旅游或者出差都要在外地过夜,这时要找一个栖身之所,现在来讲,就是旅店,那么来了解一下旅店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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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明上河图》,该画描绘了北宋繁盛的市井生活,图内下方的中部为宋代“旅馆”,宋代“旅馆”的繁盛可见一斑。
宋 张择端 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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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会馆
如今,有不少人选择在春节假期外出旅行。一个好的住处会为旅途增色不少。因此,一到假期好的酒店和旅馆往往很早预订一空。如今的旅行、住宿业非常发达。那么,在物质条件不够丰厚的古代,人们如何解决住宿?古代的旅馆业又是怎样的一幅图景?
周代就有驿传可供住宿
我国最早类似于“旅馆”的场所叫做“驿传”,是供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及诸侯往返都城途中居住的旅店。史载周初时为了方便各方诸侯纳贡和朝觐,驿传已经非常普及。当时,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多有客舍,四方来朝者便可寓居客舍,所谓“凡国野之道,十里有庐,庐有饮食”、“市有侯馆……以待朝聘之官也”便是如此。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,光顾“庐”、“侯馆”的来宾要按其爵位的高下受到不同的待遇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除了官用的“驿传”,民间商业性客舍也有了发展。繁盛时几乎遍及各地,名为“传舍”或“逆旅”。另外,《左传》中还记载了郑国思想家子产曾在郑国建“诸侯之馆”,以迎接晋侯的到来,算得上诸侯国的“国宾馆”了。
战国时,养士之风盛行,各国君主为了罗致客卿,开办了许多养士客馆,而且有不同等级,用来招待前来投靠的人士。现代考古发掘中曾多次发现战国时期旅客住店的凭证,“节”,还发现了有铭文的旅店用酒器。秦还未统一六国之前,其境内实行“验”的制度:即凡来住宿的人一定要出示身份证。这个制度由商鞅创立,很快推行到秦国各地。后来商鞅失势,逃到一个边远的客店,要求住宿。店主却说:“商君之法,无验不得
入住。”商鞅只能长叹:“我定的法害了我自己!”秦统一全国后,“验”制仍然实行,汉时废除。
秦统一六国后,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。汉承秦制,驿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在交通要道上大约每30里设一驿,相当于一个交通站。里面备有马匹、饲料、饮食、床铺等一应接待设施,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。在西汉都城长安,传舍星罗棋布,不仅有供各郡来客住宿的“郡邸”,而且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“蛮夷邸”。
南北朝时,民间旅店发展很快,几乎遍于城乡,许多王公贵族发现旅馆业的赢利可能而竞相建置。一时间,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旅馆业。当时出现了“邸店”,除供客商食宿外,还有供客商存货和交易的场所。当时的皇室看到这行当有利可图,便通过各种方式排挤、并吞民间的邸店。如南朝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仅在建康一地就夺民间邸店十余处,借此大发横财,使梁武帝也为之惊诧。
“旅馆”一词也初见于南朝。南朝宋谢灵运《游南亭》诗有云:“久痗昏垫苦,旅馆眺郊歧。”到了隋代,大运河建成,一时间“商旅往返,船乘不绝”,为了满足商旅食、宿的需要,在全国范围内,兴起了一股“广造旅邸”的潮流。
唐代旅馆业兴旺
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,旅店也在此间获得巨大发展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,迅速恢复了地方向皇帝朝觐的制度。由于天下方定,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,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,很多官员为此纷纷抱怨朝廷招待欠周。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,在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“邸第三百余所”,建成后李世民还亲往察看。
唐时有两种“国宾馆”,一曰鸿胪客馆,归主管外事接待、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,主要招待外来使臣。二曰四方馆,归“三省六部”之中书省管辖,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。
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,民间馆舍也更加兴旺。豪富之家多设馆舍,以待往来。“旅馆”一词也大量出现,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岐州富人王祐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容纳千人食宿。定州富人何名远更是财大气粗,他沿着驿站开设旅馆,让那些不能住驿的行人都住进自己的店舍。
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,旅馆开始显现出“馆”与“店”的明显区别: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,包括公馆和私馆。驿站中还设有驿馆。“店”则多由民间自办,馆与店的食宿设施也有区别。
当时,有的大旅店兼营其他业务,如对外开设餐厅、安排货栈寄存、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,这种大旅店又叫“邸店”,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意味。
记载了汉至宋初故事的纪实小说《太平广记》中有汴州的“板桥三娘子店”,店里有几种类型的房间,大房间可供几人同住。三娘子做烧饼供应客人早饭,并出租驴畜。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小级别的旅店。还有的小旅店不负责提供饮食,但房间内备有炉具,供客人自己做饭。同书中《虬髯客传》就说李靖等人下榻“灵石旅舍”并自己动手煮肉。
另外,由于唐代同外域各国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交往盛况,除了国家建的供各国使者的馆舍,在一些商业城市还有私人的“对外宾馆”,比如楚州等地的“新罗馆”,就是专门接待新罗客人的馆舍。
遍布全国的驿站和候馆和人们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,这在唐诗中也可见一斑。李白“临驿卷缇幕,升堂接绣衣”、韩愈“府西三百里,候馆同鱼鳞”等诗句都反映了唐代驿站以及旅馆业的兴旺景象。
元代出现了“饭店”
宋代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,旅馆业同样繁盛,旅馆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唐代。史载南宋都城临安私营客栈遍及全城,多设在闹市区、西湖沿线以及江干、城北等。引发爱国诗人陆游写出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名句的旅邸就在砖街巷,即今杭州孩儿巷。诗人林升吟出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时所寓旅邸就在西湖边上,该诗当时就题在旅邸的壁上。
宋代的旅馆分类更为细致。小的旅馆由小商人甚至平民开办,有的小旅馆甚至只有一室。宋代洪迈编著的《夷坚甲志》中《木先生》一篇就记载了宋代一位官员汪致道曾“投宿小村邸,唯有一室”。当时大旅店的规模也非常大,一般由大商人、大官僚经营,如宋代沧州节度使米信曾在京城建造很大的房屋,外有田园内有邸舍,每月收入颇丰。
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官办驿站的发展,较前朝更大,设施也更好。苏轼的《凤鸣驿记》对该驿站有记载:“如官府,如庙观,如数世富人之宅,四方之至者,如归其家,皆乐而忘去。”其规模之大、设施之精美,让居住其中的客人流连忘返。
元代就有了“饭店”的记载。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的饮食店。这源于唐宋时期旅馆业的发展:唐宋时“正店”和“食店”兼营住宿业务的屡见不鲜。到元时便有了正式的“饭店”名称。“饭店”在元代是口语,历史沧桑,逐渐成为现代人们常用的名词。元代杂剧《翫江亭》中就有“我要吃饭呵,走到那饭店门前”的说法。
明初,官方的驿站规模超过元代。全国要冲都设有驿馆、递铺,铺间相隔10里,驿距相隔60里。“自京师达于四方,设有驿传。在京曰‘会同馆’,在外曰‘驿’,以便公差往来。”
明中期,驿道管理松弛,大臣张居正主张裁减驿传,但收效不大,造成明代“驿站”的时盛时衰。尽管明代官办驿、递每况愈下,但民间旅馆依然发达。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“天堂之城”杭州,惊讶地发现“那里的客店很多,每店设十至十二间客房”。
明清时期,除了民间的旅馆,会馆也非常兴盛。在京城,不仅有地区性会馆,而且还有行会会馆。“长安会馆知多少,处处歌筵占绍兴”就是明清时期会馆尤多的最好写照。当时,北京的地区性会馆主要接待赶考的各省举子,行会会馆主要接待各地商人。北京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,大部分坐落在宣武门外到前门一带。当时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会馆,苏州的会馆从明万历开始发展,多时达九十余座。
至于近现代,会馆仍然存在。鲁迅在创作《狂人日记》时就住在位于北京的绍兴会馆,作家张恨水来京时也住过会馆。
到了晚清,随着清朝国力衰微,由先秦沿革而来的会馆发展趋于停顿,但西方旅馆大举开建,客观上使中国的旅馆业也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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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古老的旅店源自于驿站,最初驿站的用途是通讯机构,政府用来传递公文与军情。而政府为了有效地统治,必须保持讯息畅通,所以政府每年也都会有建设和营运的费用在驿站上。后来,驿站作为信使的住宿地点,慢慢的就和一些官员及民间旅客起了关联,渐渐的驿站就成为官方的住宿地点或民间旅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