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大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大发现,武大简商量中的虚骄之气和掩饰作风

内容摘要: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,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。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,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。

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:并非来自西方
发布时间:2011-09-10文章出处:光明日报作者:李学勤点击率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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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,性质主要是经、史一类书籍。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,暂题为《系年》,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,分成二十三章,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,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的第二辑发表。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,《系年》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,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,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,就是其中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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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知道,西周覆亡,周室东迁以后,秦人雄起西方,先是称霸西戎,随之逐步东进,终于兼并列国,建立秦朝,成就统一大业。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,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。特别是秦人的文化,有其独具的特点,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,广被于全国各地。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,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,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,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,历来有种种看法,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。

  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,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。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,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。  《光明日报》2011年9月8日发表李学勤的《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》,称“清华简”《系年》“填补历史的空白”,特别是“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”。《系年》证明秦国先人“商奄之民”原来是在东方,在周成王时西迁到“朱圄”,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。“在《系年》发现以前,没有人晓得,还有‘商奄之民’被周人强迫西迁,而这些‘商奄之民’正是秦的先人,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。”笔者对此说难以苟同。  拿来历不明的文物制造新闻  李学勤借助来历不明的“清华简”制造新闻,难怪许多媒体采访李学勤之后,更是大肆宣传秦人始源只有到了清华简才得到解密,清华简其他内容也颠覆了历史,因此上古史必须改写。  李学勤说“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,是秦人出自西方”,并列举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及《赵世家》为例。这是断章取义。《秦本纪》虽然记载秦人先祖戎胥轩,娶郦山之女,生中谲,“在西戎,保西垂”,但是《秦本纪》开篇说:“秦之先,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。女修织,玄鸟陨卵,女修吞之,生子大业。”相传祖先是吞玄鸟蛋而生,是东方鸟夷族的传统。“鸟夷”在《尚书》有记载,李学勤一直认为是“岛夷”,此说并不准确。《史记》坚持“疑以传疑,信以传信”,常将不同来源的说法综合在一起。因此《秦本纪》的不同记载不能证明司马迁主张秦人出自西方。而且司马迁自述他写《秦本纪》是根据《秦记》,《秦记》是秦国史官的记录,属原始材料。因此秦人出自鸟夷的传说是秦人发祥史的原初形态,而鸟夷的大本营在东方。  实际上即使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,“秦人出自西方”也并未在学术界形成“主流意见”。除李学勤所举钱穆、林剑鸣二先生外,傅斯年、杨宽、徐旭生等先生都持秦人东来说。李学勤经常引用徐旭生的观点来证明“疑古派”不懂得传说背后的“史影”,但他本人此次却忘记了这一点。  秦人发祥地已有定论  对鸟夷族系的彻底研究,应归功于顾颉刚先生。早在1915年,顾先生即以翻译《盘庚》、《金縢》享誉学术界,那时也正是古史辨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。1949年后,顾先生因翻译《大诰》而考证周公东征史事的一部分,但问题之大,远远超出了西周史的范围,最后竟因600多字的《大诰》写成了50多万字的论文,主体是“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”。《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》是其中一篇,写于20世纪60年代,长达8.8万字。(首次发表在《史前研究》2000年辑,2003年收入《古史考》第六卷,2010年收入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古史论文集》第十卷)  顾先生这一长文畅叙了“‘秦’本是东方的地名,随着移民而迁到西方”,《史记》保留的中谲保西垂的说法,是秦人为掩盖从东方向西方被迫迁徙的讳饰,“从东方驱走的飞廉一族,秦的一系长期住在今陕西和甘肃,所以得占周畿;赵的一系始终住在今山西,所以得秉晋政。”“按非子住的‘犬丘’,于汉为右扶风槐里县,今在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;其后所封的‘秦’,于汉为天水郡清水县,今在甘肃天水县西50里故秦城。……秦、梁是迁今陕西、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的,赵是迁今山西境内的汾水流域的……”  这一鸿篇巨制显示了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事业中,历史学家拥有广泛的发言权,而不必苦等考古发现。  再看《系年》,其不过说:“飞(廉)东逃于商盍(葢)氏。成王伐商盍(葢),杀飞(廉),西迁商盍(葢)之民于邾,以御奴之戎,是秦先人。”了无新意,没有从任何方面“填补历史的空白”。  而且李学勤还有难言之隐。首先,他认为《尚书》里只有“岛夷”没有“鸟夷”,对秦人鸟夷渊源不知,甚至把汉朝的孔安国说成唐朝的孔颖达。其次,李学勤在1995年2月19日《中国文物报》发表《探索秦国发祥地》,该文根据“最近流散的一些珍贵文物”,提出“甘肃清水、天水、礼县这个区域是秦国的发祥地”。笔者加以反驳,指出,即使李学勤列举的“珍贵文物”是穆王、宣王之时,最多只能证明秦人在此活动过,以此来推断有着悠久历史的秦国发祥地,在逻辑上不可信。  要解决秦国的发祥地问题,应该把秦人放在鸟夷族系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。秦人不仅属东方的鸟夷族,而且《春秋》庄公三十一年载“筑台于秦”,地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,说明秦人原来居鲁。周公东征后,秦人西迁,但秦人还没有忘记东方根源,《史记·封禅书》:“秦襄公既侯,居西垂,自以为主少皞之神,作西畤,祠白帝。”少皞是东方鸟夷族的宗神,所以秦人才祭他。笔者的结论是:“秦人的东方根源对认识秦国的勃兴并直至统一六国,意义重大。秦人发祥甘肃说在逻辑上不可信,离史实更远。这样‘走出疑古’,只能离真理越走越远。”  也许读者会问:秦人的发祥地及迁徙过程,虽经顾先生的彻底研究,但有可能李学勤没有看到。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。首先,李学勤认定顾先生开创的“古史辨派”为“疑古派”,旨在讽刺其只疑不信,进而在1992年提出“走出疑古时代”的口号。其次,李学勤自认为是考古学家,特别爱用新的考古发现(大多为他所指控的“疑古派”所未见)批判“疑古派”。笔者反驳他的“岛夷”硬伤,特别介绍了顾先生的鸟夷长文,认为顾先生的长文可以澄清“对于历史的侮辱”,并将顾先生的长文收录在《古史考》第六卷。相信李先生也一定看过。  李先生在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说:“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,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,可能是差不多的。”不管他说的“学者”指谁,顾先生已经指出:“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,除三监外是奄和蒲姑,他用三年的工夫直赶他们到江南,于是把奄的原地封了鲁,蒲姑的原地封了齐。”  李学勤的文章最后说:“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,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,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,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。”秦文化与商文化确实有较密切的关系,因为他们同属鸟夷族系。李学勤并不承认“鸟夷”,那么二者的密切关系从何谈起呢?他的秘诀是等待考古。  总之,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,“古史辨派”已得出确切结论。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,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。刻意掩盖“古史辨派”的成就,倒让人产生联想。笔者很希望清华简是真的,但如果是伪造的,那很可能是在2000年之后看到顾先生的长文受到了启发。(2012年02月13日)  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
关于这一问题,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,是秦人出自西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及《赵世家》中,曾经详述秦的先世,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,娶郦山之女,生中谲,“在西戎,保西垂”,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,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。蒙文通先生的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》便据此认为“秦为戎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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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,比如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主张“秦之先世本在东方,为殷诸侯,及中谲始西迁”。这是由于《秦本纪》提到:“秦之先为嬴姓,其后分封,以国为姓,有徐氏、郯氏、黄氏、终黎氏、运奄氏、菟裘氏、将梁氏、黄氏、江氏、脩鱼氏、白冥氏、蜚廉氏、秦氏。”这些国族,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。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,是林剑鸣先生的《秦史稿》一书。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,以为中谲只是“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”,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。

中谲的儿子是飞廉,飞廉的儿子是恶来,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着名人物。《秦本纪》说:“恶来有力,蜚廉善走,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。”他们助纣为虐,史有明文,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,却没有文献记载。

清华简《系年》的第三章,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。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,周成王伐商邑平叛:

飞东逃于商盍氏。成王伐商盍,西迁商盍之民于邾,以御奴之戎,是秦先人。

“飞”就是飞廉,“”字从“甘”声,“廉”字从“兼”声,古音相近通假。“商盍氏”即《墨子·耕柱篇》、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的“商葢”,也便是称作“商奄”的奄。关于飞廉、恶来,《秦本纪》云:“周武王之伐纣,并杀恶来。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,……死,遂葬于霍太山。”这和《系年》所记不同。

《系年》的记载,可以参看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:“周公相武王,诛纣。伐奄,三年讨其君,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,灭国者五十,驱虎豹犀象而远之,天下大悦。”和《系年》一样,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。

飞廉参与三监之乱,失败后东逃到奄。奄也即是《秦本纪》讲的运奄氏,属于嬴姓,飞廉向那里投靠,正是由于同一族姓。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,《逸周书·作雒篇》说:“周公立,相天子,三叔及殷、东、徐、奄及熊盈。……二年,又作师旅,临卫政殷,殷大震溃。……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,俘维九邑。”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。

奄是东方大国,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根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,商王献庚、阳甲都曾建都于奄,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。奄之所以称为“商奄”,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。据《左传》,周初封鲁,“因商奄之民,命以《伯禽》而封于少皞之虚”,杜预注:“商奄,国名也。少皞之虚,曲阜也。”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。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,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,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,可能是差不多的。

由《系年》简文知道,商朝覆灭之后,飞廉由商都向东,逃奔商奄。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,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。乱事失败以后,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,建立鲁国,统治“商奄之民”,同时据《尚书序》讲,把奄君迁往蒲姑,估计是看管起来。但在《系年》发现以前,没有人晓得,还有“商奄之民”被周人强迫西迁,而这些“商奄之民”正是秦的先人,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。

秦国先人“商奄之民”在周成王时西迁,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。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,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,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“在西戎,保西垂”的经历,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。中谲、飞廉一家,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。周朝命令“商奄之民”远赴西方御戎,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。

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,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,例如:

在文献方面,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“秦襄公既侯,居西垂,自以为主少皞之神,作西畤,祠白帝,其牲駵驹、黄牛、羝羊各一云。”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,是由于少皞嬴姓,《说文》:“嬴,帝少皞氏之姓也。”《左传》讲得很清楚,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“少皞之虚”,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。

在金文方面,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“秦夷”,还有“戍秦人”,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“夷”,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“戍秦人”。

在简帛方面,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的“苏秦谓燕王章”云:“自复而足,楚将又出沮漳,秦将不出商阉,齐不出吕隧,燕将不出屋注。”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。秦出自商奄,正与《系年》所记吻合。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,所以传世本《战国策》把“商奄”等都错误地改掉了。

《系年》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,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“邾”这个地点,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。“”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“吾”,因此“邾”即是《尚书·禹贡》雍州的“朱圉”,《汉书·地理志》天水郡冀县的“朱圄”,在冀县南梧中聚,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。

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,由近年考古工作看,是非常合理的。甘谷西南,即今礼县西北,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。2004年以来,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。2005年—2006年,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,确认或发现了西山、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,见该队《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》(《古代文明》第7卷)。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,从遗址来说,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,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。2005年以来,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,见《中国文物报》2008年4月4日所刊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》一文。

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,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,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。由这里往北,没有多远便是“邾”的可能位置,有待勘查探检,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。

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,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,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,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。(作者单位:清华大学)